社会情绪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或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体验。因此，社会情绪并非个体情绪的叠加或混合，而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同时从发展的历程看，也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个体和群体的情绪反应，会逐渐形成较为内在的、持续的社会情感。社会情感不像社会情绪那样短暂、具有情境性，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产生的，因而更加深刻、持久。
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是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构成社会心态的动力机制和社会运行的调控、凝聚机制，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具有社会信号、社会运行的动力、社会行为调节和团结社会等功能。个体心理健康范畴内可以借助心理学的手段解决情感问题，但社会层面的情绪、情感的引导应该纳入到社会治理下，多主体社会治理才是实现情绪、情感引导的有效路径。以往的社会管理或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重点进行了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其中包括不少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问题，为此应该关注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变化，启动社会心理建设，从而实现引导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的目的。
第一，关注社会情绪信号，从中找出社会核心问题。个体情绪具有信号功能，有外显的表现，包括表情和生理反应、激素的分泌，在特定的环境下情绪会被唤醒，起到对个体的保护作用。同样，社会情绪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号，是社会运行状况的表征，是晴雨表，“人类情感是身体和社会的语言”。作为多数人共享的社会情绪来说，正向社会情绪和负向社会情绪是对社会群体共同心理的反映，也是对一定社会结构变化、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映。社会治理中要关注典型的社会情绪，比如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不可预期性、互联网经济下财富的暴涨和暴跌，使得社会表现出躁动，社会各阶层都表现出不确定感、不稳定感、不安全感。政府要关注这些情绪，及早在社会治理中予以化解，避免这些社会情绪的进一步感染和发酵。
第二，发挥社会情绪的动力作用，抑制某些社会情绪的反作用力。个体情绪因与机体的内分泌紧密相连具有动力功能，社会情绪也具有动力功能。柯林斯的情绪能量是其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把情绪能量定义为一个连续带，能量高的一端是积极的情感，如高兴以及群体团结；中间区域是中等的情感状态；低端为消极情感，如抑郁以及群体疏离。特纳认为情感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正性情感激活通常转化为对社团和范畴单元的承诺，再由这种承诺拓展到体制领域和分层系统。正因为如此，正性情感维持了地位现状”。而与正性能量相反，“负性能量的激活越强烈，这种能量所释放出来的爆发力越强烈。当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高度层级化时，如果其他的资源，比如意识形态、领导、金钱以及社会单元是这些负性情感的指向对象，由这些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因此，社会治理中尤其要关注那些因社会地位失落产生的负向情绪，比如，一些居民长期无法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和艰难的生存条件改善的无助感，永远无法赶上房价上涨节奏的悲观，贫困者脱贫无望的绝望感，都是需要扭转的社会负向情绪，社会治理要把这些群体作为社会关怀重点，避免社会成员因失去梦想、希望和耐心而产生绝望感。提高社会支持，增强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积极社会情感。
第三，社会情绪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调节作用，积极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有助于调节社会心态。人们追求某种行为是因为它能够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而回避某些行为是因为它将导致消极情感。因此，特纳认为，“情感是人类行为的调整器，需要在多数情境中保持好它的运行，以使人们获得积极的体验和避免消极的体验”。社会治理在关注显性情绪的同时，更要关注情绪气氛，也就是要努力消解焦虑、怨恨、浮躁、愉悦、平静、郁闷和冷漠等消极的社会情绪氛围，营造积极的社会情绪氛围。我们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未来预期是缓和与化解负向社会情绪、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丧失了未来预期的人自己会走上绝路，或者把别人逼上绝路。中国梦对于民众来说，就是用现在的努力换未来，用自己的努力换子女的未来。强调缩小阶层差距的同时，也要重视消弭社会阶层间的情感裂痕，富人和精英要善待底层，扶持底层，回馈社会，真正消灭贫困，这是形成积极的社会情感的基础。
第四，社会治理中要发挥社会情感的团结功能，把社会情感作为联结社会成员的“黏合剂”。特纳认为，“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的承诺。从本质上来讲，情感不仅使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系统成为可能，而且情感也能够导致人与人彼此疏离，动员人们打破社会结构，挑战社会文化传统。因此，经验、行为、互动、组织与情感的运动和表达便联系起来。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的情感依赖”。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也是涂尔干所称的‘道德情操’：它包括何为正确与错误感，以及道德和不道德感。充满情感能量的人会感到自己像个好人；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正义的。情感能量低的人感觉很糟糕；尽管他们不一定将该感觉解释为负疚感或罪恶感，但至少他们缺乏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感觉，而这些来自对群体仪式的热情参与”。就此而言，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情感治理，即在社会治理中使得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