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亡 性 质 考 证

                                                                          闵建雄   2024年2月23日

在法医学实践中，我一直习惯使用的“死亡性质”这个名词，但在医学院校教科书《法医病理学》中，死亡性质已经被“死亡方式”代替了。其实，死亡方式一词来自英文Manner of death的直译。我个人觉得，按照中国人的表述习惯，“死亡性质”可能比“死亡方式”更容易理解，而且不会发生歧义，因为“方式”在汉语里通常是指某种具体的行为模式，比如我们通常把打击、高坠和车祸列为最常见的三大损伤方式，而“性质”则是概括而抽象的。所以，本文还是以死亡性质来论述。法医教科书给死亡性质下的定义是：暴力性死亡如何得以实现。以我的观点，似乎更合适的定义是：暴力性死亡是谁造成而发生的，这里的“谁”，就是指导致死亡发生的行为主体。国内外比较一致的观点，将死亡性质分为自杀、他杀和意外三类，本质上就是以行为主体不同而划分的。虽然目前的教科书《法医病理学》将死亡性质分为自杀死、他杀死、意外死和安乐死四类，而且他杀死和意外死又有多个小类，但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三分法。

然而，长期的办案实践，真正让我关注死亡性质，并引发一系列思考的，并不是它的概念和定义，也不是它的分类是否恰当，而是法医如何认定死亡性质？我思辨的最后结果是：法医无权，或者说不能认定自杀（死）、他杀（死）或意外（死），至少书面语言不能！产生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死亡性质应该是由主观意愿和行为主体两个因素构成，而非单一的行为主体因素；二是法医对行为主体的判断，有专业上的优势，但主观意愿的判断非常复杂，非法医独自可以承担。

最简单的例子是性窒息和擦枪走火。性窒息的行为主体是自己，但死亡性质却是意外，因为死者通过窒息的方式，是想达到某种程度的性快感，而非死亡。只是死者没有控制好而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情况，从而导致死亡的发生；擦枪走火的行为主体是他人，但他人在擦枪的活动中，也是由于某种原因失控，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情况，从而导致死亡的发生，所以，死亡性质也是意外。这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主观意愿（故意），行为主体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死亡性质与自己（自杀）或他人（他杀）都可能无关。在这两个例子中，法医认定行为主体不难，但要认定主观意愿，却不那么容易了。性窒息也许可以通过现场的异装等迹象来反映主观意愿，而擦枪走火，却需要枪支性能、弹道学等多方面的依据，非法医所能把握的。比较复杂的例子是性虐待症（SM），有一种形式是全身捆绑，这只能通过他人来完成。捆绑适度，能够达到生理刺激、满足性欲的目的。但捆绑一旦过紧，死者又无法及时求救，就可能产生呼吸限制而死亡。捆绑过紧是主观故意、死者要求还是操作不慎，是决定死亡性质的关键因素，但这岂是法医能鉴别和把握的！我曾碰到过一例利用SM他杀的案例，尸体检验和现场勘查根本找不到认定他杀的依据。至于更复杂的例子，是“自愿他杀”和“被逼自杀”，前者见之于某些带有邪教色彩的组织，其成员将“被人”凌迟折磨致死视为升入天堂的途径。另外，“自愿他杀”也是美国警匪侦探影视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即某案犯被警察围堵后，明知抵抗已经无效，故意违背警察的指令，做出某个动作，迫使警察开枪将其击毙。至于“被逼自杀”，最典型的见之于黑社会组织内部，其成员出了问题，要求自行了断，以死谢罪。另外，日本武士道中的剖腹自杀，有时候其实是“被逼”而非个人自愿的。“自愿他杀”和“被逼自杀”中，行为主体和主观意愿完全分离，在这些案例中，法医要认定行为主体可能很容易，但要认定主观意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甚至有时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被逼自杀”和“畏罪自杀”之间，基本上没有可以明确区分的界限。

综上所述，由于死亡性质是由主观意愿和行为主体两个因素构成，而主观意愿不仅更重要，而且判断起来更复杂，它不仅涉及到尸体、痕迹、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而且还与社会、文化、家庭、心理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非法医所能独立承担。法医对死亡性质的判断，只能基于行为主体，充其量做出“自己所为”或者“他人所为”的判断。因此我觉得，法医还是把“自杀、他杀和意外”的判断留给最后的案件侦查或综合部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