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拒执违法成本 有效解决执行难

作者: 时间:2017-06-16 08:51:40 来源: 浏览:412 次

通许县法院 杨文珍 赵鹏

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我们在解决执行难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机制,比如法院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覆盖全国范围以及各种财产形式的执行查控体系已经建立,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公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加强信用惩戒等措施,加大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都为解决执行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可靠保障。

笔者认为,拒执违法成本过低,是当事人拒不履行法院裁判,造成执行难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在全面向执行难宣战的时代大背景下,应着重加大对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加拒执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关于拒执行为人违法成本过低的理解,笔者认为就是拒执行为人具有不主动履行法院裁判、逃避执行、对抗执行等违法行为时,付出的成本过低,比主动履行付出的要少、或者是相当、或者是违法成本不足以震慑拒执行为人。

下面举几个例子,以期说明拒执成本过低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

1某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法院裁判确定给付3000元欠款的义务,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在立案后,要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等执行手续,再查找被执行人财产。此案还较顺利,查控到被执行人在银行存款有10000元,这时法院一般只查控标的额3000元和执行费50元。在此案执行过程中,申请人顺利的话也要往返法院好几趟(包括开裁判文书效证明、找人写申请书、申请执行立案、协助执行人员查找被执行人、催问进展、执行结案领款等),法院也要付出很大的司法成本,作为对抗逃避执行和对抗对方当事人的结果,拒执行为人只需50元的成本,就给对方当事人和法院造成了这么大的成本和麻烦,显然这种拒执成本过低。

2我们法院经常在媒体正面宣传我们的信用惩戒措施和限制高消费令多好,迫使老赖自动履行了案件。可是大家关注到没有,这种惩戒虽对个案进行了解决,但对社会公众有多少警示意义?我们在对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其是否符合惩戒的条件,然后进行惩戒,如果被执行人被信用惩戒,造成坐飞机或者是贷款不能,只要履行了判决,就可以随即解除惩戒,不怎么影响被执行人从事相关行为了。

3我们在运用刑事手段打击拒执行为时,对拒执行为人来说,经常是能逃掉的逃掉,逃不掉的就通过履行裁判,换取一个缓刑,我们法院也常以惩罚不是目的和化解矛盾来认可这种“交易”。殊不知这个缓刑对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来说没有多少惩戒意义,在大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眼里就等于又没事了,然而对法院和当事人启动刑事程序的难度和成本,就太大了。怪不得某法院的一个逃避执行的当事人说,什么时候抓住我,我再履行。

以上几个案例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拒执行为人的违法成本过低,而这种过低的违法成本在社会上产生传导效应,使很多群众和当事人认为,拒不执行法院裁判没多大事,对抗、逃避结果,很可能没多大事,大量案件还能通过执行和解比法院裁判少履行一些。正因为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和当事人有这种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也较符合实际情况),才造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人不主动履行义务,而采取种种拒执行为,对抗、逃避法院执行。

那么,怎么才能扭转这种认识,减少拒执行为,促使当事人主动履行法院裁判呢,笔者认为就是要增加拒执的违法成本,当前主要在以下两方面采取措施:

一、多运用罚款、拘留和判处实刑等惩处措施。

只有这些惩处措施才是最好的教育和警示,这也是之前张立勇院长批示的,柘城县法院率先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民事诉讼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包括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所以,广大执行干警要摒弃那种惩罚不是执行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执结案件和化解矛盾这种短浅的认识,的要在解决个案的同时,树立法治、长远的眼光,把制裁措施充分运用到那些对抗、逃避执行的当事人身上。对那些采取执行措施后才履行的,可以适当少罚、少拘或处以较短的刑期,而不要被迫履行后就没有了法律的底线,打着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名义一放了之,要真正建立起法律的威严,真正发挥法律的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作用。

二、改革信用惩戒和限制高消费令运用机制。

信用惩戒和限制高消费(主要是乘坐高等交通工具和贷款)措施,已成为威慑拒执行为的一利器,但在当前执行难突出的大环境下,这一利器的作用还没充分发挥作用,对拒执行为的威慑还不够,主要体现在只要拒执行为人履行了相关行为,不需要额外付出过多成本,就可以从事相关行为,主动权好像掌握在拒执当事人手中,没有掌握在法院和申请人手中。我们要从规定和制度层面对此予以规范,比如,对因被信用惩戒而不能贷款的,在其履行义务后,要根据其违法情节继续使信用惩戒延续一定期间(可以设定16月的惩戒延续期间),这个期间就是当事人拒执的违法成本,而不是只要履行就没有惩戒了。

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意思就是刑罚对人的威慑不在于其制定时量刑多严重,而是在于犯罪后不能逃避刑罚的制裁,哪怕这种制裁相对较轻,这样人们才会对刑罚畏惧;反之,尽管刑罚严酷会产生一定威慑力,但是如果其可以被某些人逃避,也就是降低了其公正性,可逃避的刑罚是不能起到威慑性的。

这种对于犯罪和刑罚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所有制裁性的的法律规定,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执行难问题突出,就是因为我们的制裁拒执的惩罚措施被很多拒执行为人逃避掉了,很多拒执行为人因为拒执没有受到制裁,没有付出成本,很多时候还会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所以才使拒执行为人不再敬畏法律、敬畏裁判,从而采取逃避、对抗执行的行为。

笔者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非“重刑”主义,而是认为应严格执法,不要让严肃的法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这也是最高院有关文件精神和省院蒋克勤巡视员在全市执行工作推进会上讲到的执行要突出强制性的要求。很多执行措施固然解决了大量个案,但正因为这种个案解决的不正确思维和其不具有的制裁意义,使法律产生了不正确的指引作用,起不到打击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才使更多的个案进入到了执行程序,这也是我们当前新收执行案件越打越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说,要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使全社会敬畏法律、敬畏判决,还是要在执行过程中,加大拒执行为人成本的付出,使这种拒执行为,得不偿失,从而教育广大社会公众遵守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