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安毅  朱颜

内容摘要：我国新《公司法》首次系统性规定了董事在涉及利益冲突事项中的报告义务，体现了公司治理机制向程序正义的制度转型。董事报告义务是忠实义务的延伸，在风险预警、信息披露与责任划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由于现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模糊地带，为切实发挥董事报告义务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应以忠实义务制度演进为理论基础，分析报告义务的规范结构与实践困境，明确包括章程细化、报告登记、节点控制、豁免机制及司法问责在内的多维实施路径与保障机制。

关键词：董事报告义务；忠实义务；实施；制度保障

随着公司治理理念的不断演进，董事的义务体系愈发完善。“公司治理好坏的关键在于它能否很好地保护各方利益。”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增设董事报告义务，便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关联交易，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举措。新《公司法》在第182条至第184条中首次明确规定董事在涉及自我交易、关联交易、商业机会利用、同业竞争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形下，应当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相关情况。这一规定不仅强化了对董事忠实义务的制度化表达，更在程序层面确立了“先报告、后决议”的基本逻辑。董事报告义务成为启动表决回避机制的前置条件，体现出忠实义务由实体责任向程序保障的深化转型，其履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公司决策程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因此需要深度解读这一规定并完善其实施保障机制。

一、董事报告义务的法理基础

董事报告义务是指董事在面对与其利益相关的交易、商业机会或可能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行为时，应当如实、及时、完整地向公司报告相关事实，通常包括向董事会、股东会或监事会等特定机关书面报告的义务。其目的不仅在于让公司其他治理主体基于充分信息作出理性判断，更在于通过程序正当性保证公司决策的合法性与公平性。新《公司法》第182条规定董事在与公司发生交易前应将有关情况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并接受表决程序审查；否则即便该交易获得表决通过，亦不能构成抗辩理由。董事报告义务是我国《公司法》中董事忠实义务的延伸细化，也是程序正义与信息治理的具体化。

（一）董事报告义务是忠实义务的制度延伸与细化

为公司利益之最大化，董事须以忠诚为本，殚精竭虑履行忠实义务。忠实义务规则调整的是董事的自利行为及与公司有利益冲突的行为。忠实义务是董事作为公司受信义务人所必须遵守的核心法律规范，其根本目的在于防止董事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有学者指出“从我国董事忠实义务的规范演进观察，呈现出日趋体系化、类型化与责任严苛化的发展特征”。自1993年《公司法》首次确立董事应“忠实履行职责”的基本规范以来，我国忠实义务制度经历了从宣示性原则走向列举性规制，再到如今制度体系初具规模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23年底修订的新《公司法》通过第180条至第186条，对忠实义务进行了系统性条文化表达，明确列举了自我交易、关联交易、机会占用、同业竞争等典型情形，推动忠实义务从抽象规范向可操作义务的实质转化。董事报告义务是履行忠实义务的前提，在可能出现董事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董事先进行报告，才能为合理处理这种利益冲突奠定基础。

（二）董事报告义务是程序正义与信息治理的具体化

在现代公司法体系中董事报告义务之所以能够确立为独立制度，根本上源于其在程序正义、信息治理和法律责任配置中的多重制度功能。在现代公司法中，实质审查常因标准模糊、事后判断而效率低下，而程序性义务的嵌入能够强化行为预防与控制，以此提升治理合规性。报告义务正是对这种前置程序保障的贯彻，通过确保信息充分披露与适当回避机制，维持公司决策程序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合法性。公司作为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型组织，董事天然掌握着远超其他治理主体的信息优势。报告义务的设立，旨在通过强制披露，打破内部人控制结构带来的信息壁垒，使股东会或其他董事能够对潜在冲突行为作出理性判断与制衡决策。董事是否履行报告义务，也往往成为其行为能否获得免责、是否构成违反忠实义务的重要判断依据。

二、董事报告义务的现行制度解读

新《公司法》在第182条至第184条对董事报告义务进行了具体规定，正确认识这些规定，是妥当实施董事报告义务的前提。

（一）新《公司法》对董事报告义务的规定

新《公司法》将董事报告义务主要适用于三类典型场景：其一，自我交易行为，即董事本人或其关联方与公司发生合同或交易关系的情形（第182条）；其二，公司机会的使用，即董事因职务便利获得的商业机会是否属于公司利益范畴（第183条）；其三，同业竞争行为，即董事是否从事与公司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活动（第184条）。这三类行为恰是实践中公司治理最常引发利益冲突与公司损害的风险事项，因此通过设置报告义务，立法意在从源头防控董事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依据第182条的规定，董事在上述情形下必须履行“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的义务，并接受相应的表决机制审查。报告义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表决回避机制”的前提条件，其存在与履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后续决议的程序正当性与法律效力。若董事未向公司如实报告，则即使后续表决通过该交易或安排，该表决结果也不具有抗辩效力。这一规定强化了报告作为“程序起点”的地位，构成了“报告—回避—批准”的程序链条。在此基础上，第183条、第184条延续了相同逻辑，分别在公司机会与同业竞争场景中设置强制性报告义务，均要求董事就相关行为或意图在事前向董事会或股东会说明情况并取得批准，否则即构成违反忠实义务。这种“未报告即违法”的立法逻辑，体现了我国公司法向程序导向型治理结构的制度转向。新法将报告义务的违反纳入了忠实义务违反的规制范围，实质上意味着董事将面临以下几类法律后果：其一，董事所主导的交易或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决议或可撤销决议；其二，若交易造成公司损失，董事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三，法院在审查董事责任时可能适用推定过错或失去抗辩权等不利法律推定。但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并未明确区分违反报告义务本身与违反忠实义务实体内容之间的责任界限，亦未具体规定报告义务违反的证据标准与法律后果。这使得制度实施在实践中存在不确定性，为司法适用与公司自我治理留下了模糊地带。

（二）董事报告义务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尽管新《公司法》已初步建立董事报告义务的规范框架，但从条文设计到司法实践的制度运行层面，仍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与实践障碍。

1.报告义务对象与职责界限模糊

从权利义务一致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权力，董事应基于信任在法律上承担忠实义务。然而，仅有义务设定尚不足以保障其有效履行，还必须辅之以清晰的程序指引；否则，义务将因缺乏操作路径而流于空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报告程序的完备程度影响着忠实义务的可执行性。新《公司法》虽规定董事应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但未进一步明确在不同类型的利益冲突场景下，何者为优先或必要报告对象。特别是在公司治理结构复杂、公司章程未作明确细化的情况下，董事难以判断应向何机构履行报告义务，进而引发报告对象错位、表决机制失效等问题。同时，监事会在整个报告流程中的角色亦未被制度性安排，这导致监督机制缺乏程序衔接与信息支持。

2.报告时点模糊、程序效力悬而未决

新《公司法》第182条至第184条共同增加了“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 的信息披露机制，然而，这一规定尚显简略，未对“何时报告”为有效报告作出明确界定。是董事在提出交易动议时报告？还是在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前完成书面说明？如未在法定节点前报告，是否视为违反义务？这些关键问题均缺乏制度回应，给实际操作带来不确定性。缺乏时间节点控制可能使报告义务“滞后而失效”，削弱其作为预警机制的治理价值。

3.责任与执行机制模糊

新《公司法》虽设定董事违反报告义务的情形属于违反忠实义务，但具体法律责任缺乏细化规定。未报告是否导致公司决议无效，董事是否必须赔偿损失，是否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均未有明确规则。此外，缺乏股东代表诉讼、检察公益监督等外部激励机制，导致报告义务缺乏现实执行压力。实务中，法院对董事未报告行为多采取“实质审查优先”，程序违法难以成为独立判责依据。同时，由于公司内部缺乏有效监督手段，董事履行报告义务往往被视为“走过场”。不少公司未建立报告留痕制度，未形成会议记录存档机制，也未设置专门的信息审核岗位。在缺乏监督审计支撑的情况下，董事即便未履行报告义务，也难以被揭示和追责，遂致责任与执行机制模糊。

三、董事报告义务的实施路径

公司的制度创新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董事报告义务之践行仍遇诸般掣肘。新《公司法》虽然通过了第182条至第184条在法理上确立了董事报告义务的制度框架，但制度运行的有效性仍取决于具体落实路径的构建。

（一）报告义务的对象与路径明确化

当前实践中董事面向何种公司机关报告仍存在理解分歧，甚至出现报告对象错位、程序失效等情形。因此，明确报告对象的层级与匹配标准，是保障程序正当性的首要前提。

首先，应区分一般事务与重大事项，合理匹配董事会或股东会作为报告对象。如自我交易金额较小、无明显冲突的，可授权董事会决策处理；而涉及大额资金、重大资产处置、控制权变化的情形，则应上升至股东会层级，以增强决策的代表性与合法性。该路径设置亦与新《公司法》第15条关于重大关联交易需经股东会特别决议相一致。同时，应当区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新《公司法》第139条规定了关联交易的接受报告与决议机构原则上为董事会。如果公司章程没有规定，非上市公司以股东会为接受报告并决议的机构为宜。对不同事项应设定报告侧重点。如自我交易侧重于交易条款的透明、公平与关联方识别；而商业机会类事项则侧重于该机会是否应归属于公司、董事是否有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同业竞争类事项应着重界定董事行为是否构成“实质竞争”或“潜在业务重叠”。

其次，引入多元报告机制，扩展报告接收主体。除董事会与股东会外，还可设立向监事会或内部审计机构同步报告的机制，以增强监督制衡功能。特别是在控股股东控制强势、董事会功能弱化的公司结构中，由监事会主导的信息监督可成为防止报告义务“走过场”的关键环节。同时明确报告应当涵盖的核心要素。包括交易背景与目的、交易各方及关联关系说明、潜在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说明，以及交易金额、方式、对价公允性分析，对公司利益的影响评估、风险提示及合理性说明等。这些要素应形成统一披露模板，便于公司治理主体进行结构化审查。

（二）报告时间节点合理化

报告义务的时间节点，直接决定其是否能对公司决策产生实质影响，是制度有效运作的关键。应要求在董事会或股东会决策前完成书面报告，报告的时间应足以使非关联董事或股东充分消化信息、形成独立判断，避免事后“补报告”损害制度严肃性。可以参考公司章程设置“报告提前日”机制，如重大交易须在召开会议前5个工作日报告完毕并送达议案材料。同时，建立“补报告”机制，以应对非恶意遗漏。对于非重大情形或存在可合理解释的误报告、漏报告，可以在发现后立即补充报告并取得确认，从而容忍有限的程序瑕疵，避免制度过度刚性化。明确未按期报告即视为违反忠实义务，并产生不利推定责任。董事违反守法（合规）义务、忠实义务或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司可通过章程设定反向推定规则：董事未按期报告的，推定其违反忠实义务并负有举证责任，以增加其履行的积极性。

（三）豁免免责与责任追究的协同构建

制度的生命力既需灵活性保障，也依赖责任机制的刚性约束。在董事报告义务的落地实践中，需同步完善报告豁免与免责机制及责任追究与司法审查机制。一方面，应建立科学的报告豁免与免责机制以提升运行效率。可对固定定价的集团内部采购、子公司常规融资等例行交易或日常职权范围内事项设置报告豁免，避免重复合规负担；若董事已通过会议、预披露等方式使其他决策者充分知情且无异议，即使未履行形式报告义务，亦可因实质尽到忠实说明责任而减免追责；同时需制定豁免清单制度，明确例外事项的情形、额度、条件及留痕要求，防止豁免沦为责任规避的借口。另一方面，需强化责任追究与司法审查机制以确保义务执行力。应构建形式和实质的双重责任判定标准，既审查报告是否提交（形式要件），也核查内容是否真实、完整、有效（实质要件），对隐瞒核心信息或误导决策的行为认定为违规；明确未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包括决议效力瑕疵、民事赔偿、公司追偿，严重时纳入信用惩戒或限制任职。同时鼓励外部监督介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支持中小股东追责，并推动检察机关、行业协会等机构监督重大违约行为，通过司法保障与多元监督提升制度威慑力。

四、董事报告义务的保障机制

董事报告义务要从法律条文走向实践制度，关键在于构建系统化、可操作、具备强制力的保障机制。单靠立法设定难以支撑其制度效力，必须依托公司内部治理规则、技术支撑体系与问责监督路径，形成“事前规范—事中执行—事后问责”的闭环机制。

（一）公司章程相关规则的前置细化

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基础，应当成为董事报告义务制度化的“第一载体”。目前一些公司章程虽已有相关规定，但普遍存在条款笼统、路径缺失、责任不清等问题，必须加以细化完善。关联交易的披露是公司有权机关审议该种交易对公司是否公平合理的前提，章程应规定董事在涉及特定情形时必须主动报告。即本人或关联人之间发生交易、获取因职务而产生的商业机会、从事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活动等，并明确报告时间、报告对象与回避机制。章程应明确规定报告为前提条件，未报告即不得进入董事会或股东会决策程序。关联董事必须自动回避表决，对报告内容严重不实的董事，即便形式上回避也视为回避无效。治理规则可以增设董事任职前必须接受关于忠实义务、利益冲突识别与报告义务的专门培训，并签署承诺文件。董事在任期内应定期更新相关声明，作为年度述职与再任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提升其履职责任意识。

（二）建立报告登记与备查制度

董事履行报告义务的一个关键痛点在于“无据可查”，导致公司难以判断报告是否真实、是否充分。为此必须建立书面登记、系统留痕、第三方复核的完整链条。首先，对于重大或敏感性利益冲突事项，公司应指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等作为报告审核责任人，负责核查报告完整性、评估潜在影响、建议是否启动外部评估等工作。其次，对所有报告材料应统一归档，对报告人、时间、涉及事项、所附材料、接收单位、处理结果等进行归纳，具备索引编号与检索功能。对于上市公司，可通过内部电子平台实现报告提交、审阅、批注、存档、锁定权限一体化管理，提升透明度与可追溯性。最后，重大报告应留痕并备查。对于金额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特别审批标准以上的交易，报告应附带相关第三方评估意见，如法律意见书、估值报告、独立财务顾问意见等，并且应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专人保管至少十年，用于后续稽核、问责或司法程序。

（三）强化事后核查与问责机制

报告制度若未落到实处，不仅无法有效阻断利益冲突，还可能因程序瑕疵导致决议无效、责任逃避等问题。因此，必须强化后置审查机制与失责追责路径，以形成真正具有强制力的制度闭环。监事会、审计委员会等应定期对董事会会议纪要、表决记录与实际执行行为进行交叉核查。若发现报告内容与实际交易不符、回避程序未落实、文件缺失等情形，应启动问责机制。对屡次违规或重大违规者可建议降职、冻结职权或提请罢免。董事义务与董事责任相适应是董事职务行为的追责基础，可通过配套股东监督与外部追责机制以促进董事认真履责。章程可赋予一定持股比例以上的中小股东在发现董事未履行报告义务时，有权向监事会提出调查请求；若未获回应，可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在董事勤勉义务与忠实义务两大分支中，忠实义务内容对于外部监督的需求更为明显。董事的报告义务作为忠实义务的延伸，可以通过检察机关、行业协会、交易所等介入典型案件的监督处理，增强外部治理合力。

综上所述，董事报告义务的保障机制不应仅停留在规范层面，而应形成多层次嵌套式治理体系。唯有如此，报告义务才能真正成为预防利益冲突、防控公司治理风险、实现董事忠实义务的核心抓手。

五、结语

董事报告义务作为忠实义务在制度层面的重要延伸，其意义早已超越程序性形式，而成为维护公司治理结构合法性、保障程序正义与防控利益冲突风险的关键制度环节。新《公司法》第182条至第184条的修订标志着我国公司法治理逻辑的重大转型。然而，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取决于法律文本的设定，更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体系的具体化实施。未来，应以“治理可视化、责任可追溯、问责可执行”为导向，通过公司规章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协同构建，推动董事报告义务的制度落地。立法者亦应在未来修法或司法解释中细化报告义务的具体适用标准与法律后果，提升制度的可操作性与适应性。在此基础上，忠实义务才能真正从观念层面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可衡量、可落实的法律义务，进而实现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向程序正义的制度转型，推动建设公开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在长期内提升我国公司法治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与市场信任水平。(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张安毅，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颜，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