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一代宗师董仲舒开创了以《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来解决疑难法律问题，进而裁判案件的司法制度——“春秋决狱”，它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特殊现象。在汉朝的真实案件中，“春秋决狱”究竟是如何运用儒家经典来解释法律的？这一司法制度是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呢？
西汉初期，百废待兴，提倡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让百姓从战乱中脱身，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农耕桑蚕上，这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时间流逝，“黄老思想”已逐渐不合时宜，如何让汉朝更快地发展起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发出了“千年一问”，一代宗师董仲舒献上了“天人三策”，分别从文化、道德、历史三个层面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同时在法律上董仲舒开创了“春秋决狱”这一司法机制，跳出律令，以儒家经典作为最高裁判依据，试图以经典统摄律令，以圣贤制约皇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引经入律弥补法律之不足
“春秋决狱”，也被称为“引经决狱”，它是指汉朝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适用律令出现空白或模糊时，引用《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依据的司法活动，尤其以孔子所作鲁国编年史《春秋》最为常用，所以史称“春秋决狱”。“春秋决狱”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法律无能为力，如果一个案件没有任何疑难之处，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律令中有明确规定，直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裁判即可。当律令出现空白或不明确时，又或者法律规定虽然明确但如果严格适用于某个具体的个案时，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果，这时就可以引经入律以弥补法律之不足。
那么在“春秋决狱”之前，汉朝的司法官员遇到疑难案件，是如何解决的呢？针对“有罪者久而不决，无罪者久系不决”的司法状况，汉朝推行“疑狱奏谳”制度，地方官遇到疑难案件悬而未决时，可以逐级上报，请求更高级别的司法指导。但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即使报到最高法院“廷尉”，一般只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空口无凭讲道理，比如汉文帝时，有人盗取皇帝宗庙里的玉环被抓获，汉文帝非常生气，下令由张释之负责审理。张释之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判处盗取之人弃市的刑罚——即于闹市处执行死刑，并将犯人的尸体示众。而汉文帝则异常气愤，认为应将此人处以族诛之刑；张释之摘下官帽解释说：“将盗窃宗庙玉环的罪犯判为弃市的刑罚，已经是刑律关于这种罪行的最高限度了。如果现在将盗窃宗庙器物的罪犯处以族刑，那么将来万一有人在长陵盗墓，陛下您又用什么刑罚去加重对他的处罚呢？”汉文帝听了后只好同意张释之的意见。
另外一种是逢迎上意。西汉有个酷吏叫杜周，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可见，这两种办法在法律之中增加了人的因素，增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而董仲舒开创的“春秋决狱”并不是要破坏法律的确定性，恰恰相反，就是为了克服这种不确定性。
尊重实际以人为本
汉初的法律过于严酷，随着汉朝的大一统，残酷野蛮的刑罚制度，愈来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董仲舒适时提出“春秋决狱”的法律主张，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从“春秋决狱”的审判实践上来看，以儒家经典审判的案件多以“从宽”为主，这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
《汉书》中记载：“胶东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春秋决狱》共收录典型判例232事，但该书已失传，其他史籍保存了少量的春秋决狱案件。
《太平预览》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两个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是子误伤父。甲父乙与丙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举杖击丙救父，误伤了乙。按照汉朝的法律，“殴父，枭首”。如果儿子殴打父亲，儿子要被枭首示众。儿子甲为自己辩护称：“我之所以殴打自己的父亲乙，完全是无心之失。当时父亲乙和丙正在打斗，我操起一根棍子，本欲打丙，但俩人扭打成一团，不停地翻滚，谁承想却打中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个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有司法官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应当被处死；而有的司法官认为儿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殴打父亲，而是误伤了父亲，儿子不应该被判处死刑。司法官们觉得很为难，因此把这个案件作为疑难案件报给董仲舒来处理。
董仲舒则以《春秋》断曰：“父子至亲，闻其斗，莫不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董仲舒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相反是为了救父亲，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因此，甲被判赦免。“春秋决狱”强调根据犯罪的动机、目的、心态等主观方面来定罪量刑，比之前盲目地依律定罪要前进一大步。它将道德融入到司法理念中，使得恶法转化为良法，从而使得法律适用更加科学化。“根据史料记载，汉代以‘春秋决狱’者，都务从宽恕。”汉初时，因汉律承袭了秦代的酷法，“春秋决狱”正是用儒家的“仁爱”来消除汉律的残酷，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另外一个案例是夫死再嫁。汉武帝时期有一名女子，其夫外出航海，遇上大风船翻了，其夫溺亡，女子无法找到尸体安葬。女子的母亲让女子改嫁，按照汉朝的法律：“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丈夫死了还没有下葬，妻子不能改嫁，如果妻子改嫁就构成犯罪，罪名叫“私为人妻”，当“弃市”。在这个案件中，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律判案，虽然符合依法办事的原则，但明显不符合人的常情、常理。由于女子的丈夫葬身鱼腹，无法为夫收尸安葬，如果不追究她“私为人妻”罪便是违反了律令，相关的司法官员就要承担违法责任。在两难之间，董仲舒借用儒家经典《春秋》来变通，他说：“《春秋》里记载‘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姿之行，听从为顺’。”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妻子可以改嫁；此女子不是自己要嫁，而她只是遵从父母之命，不得不嫁，这说明女子遵从孝道，不是为了私利，所以不能被判“私为人妻”罪，故女子的行为“不当坐”。
董仲舒的判决显然更符合人的常情、常理、常识，更能体现人的良知，故古人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法律是为了惩恶扬善，更好地维护人情。没有人情的法律是酷法、恶法，这样的法律不利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也无助于百姓生活向上。法律不是道德，道德也不是法律，但是二者并非生来对立，而是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律要融入道德，才有人情味。这个案例显著地反映了“春秋决狱”尊重客观实际和朴素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春秋决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教化，对当时不太合理的法律漏洞进行了补充修正，相比只以结果来定罪的审判更显以人为本。它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后汉书·何敞传》里就曾记载：何敞“以宽和为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
情法兼得礼法合一
“春秋决狱”企图以情理理解法律的依据以及法律的精神，以实现情法兼得、礼法合一的一种司法制度。它将礼的精神渗透于司法实践中，将礼的内容转变为法律条文，以礼率刑、以礼指导法律的运作，礼成了法的生命和灵魂。其实质是古人对法律所作的情理性理解，体现了古人对法律本质文化的追寻。
“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一条道德规范，也是一条法律准则。“春秋决狱”肯定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合法性，认为父子间隐瞒犯罪事实，不应受到法律制裁。《春秋决事比》中记载了一个案例：甲没有儿子，从路上捡了个婴儿乙并把他养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匿起来。甲当何论？按照汉朝的法律，藏匿杀人犯要受到重罚。但如果是儿子犯了罪，父亲包庇窝藏儿子，案发后儿子被抓走，父亲无罪。甲能否适用“匿子，不当坐”的律条？董仲舒在判案时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是一种蛾子，它生的小螟蛉类似于菜青虫，蜾蠃是一种细腰蜂，古人观察发现，螟蛉生了小螟蛉后，自己不会养活将它抛弃了，蜾蠃看到地上有一只弃婴，就将它捡回家养大，渐渐地，螟蛉长得越来越像蜾蠃，最后变得跟蜾蠃一样。因此，古代有个词语叫螟蛉子，用它比喻养子。这句话就是歌颂这样一种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感情。按照这条经义，养父包庇窝藏养子等同于父匿子，可以适用“匿子，不当坐”的律条。
《春秋决事比》中还记载了一个案例：甲出生时，父亲乙没有能力养活儿子，便把甲送给了别人，一眨眼二十年过去了，乙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有一次乙喝醉了，路过甲家门口，碰巧看到了甲，父亲乙酒后吐真言，告诉甲：“我是你爸爸！”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回道：“我还是你爸爸呢！”接着一个拳头将乙打倒在地。按照汉朝的法律，“殴父，枭首”。如果判乙死刑会导致矛盾纠纷“升级”，董仲舒并未按照刻板的律条来决断此案，他认为甲生了儿子不抚养，其父子关系已名存实亡，所以甲“不当坐”。实际上，乙作为甲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处死刑，因此，该案是一个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典型案件。
中国有句俗话：“法律不外乎人情。”亲情是人类基于血缘、婚姻而产生的特殊情感，也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而法律是由人产生并为人服务的，它不应成为人的枷锁，而应从人性出发，以人为本。只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法律，才能获得合理性。撇开了以人为本，法律就成为冰冷的枷锁。“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从多个方面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有效地协调了国法与人情之间的关系，它使得“礼法合一”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真谛。如今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是礼与刑高度结合的结果，我国正处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取其精华”应用于现代法治，从而来实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法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