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而河洛地区位于中原腹心，长期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形成的河洛文化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频繁的移出、移入中原，又为河洛文化、中原文化及其法律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历代王朝的中原移民法律与政策
先秦时期，在中原大地上已在不断上演多民族融合与迁徙的大剧，自秦以降，历代王朝对于移民均有法律政策规定。
秦汉魏晋时期中原移民法律与政策
秦汉至魏晋是我国大一统国家形成发展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原人迁徙原因包括战争、疾疫、充实关中、修建陵墓，也包括部分河南籍官吏的任职、贬谪等。除始皇二十六年出于稳固秦朝统治地位而迁徙豪富充实关中外，其余数次迁徙对象多是刑徒或社会地位低贱者，具有变相惩罚意味，因此在这种迁徙政策中很难会涉及对迁徙者权益的考量。
正史对两汉移民政策也有记载。据《汉书》记载，汉初，刘敬被派往与匈奴和亲，回来后谏称高祖虽然都关中，但百姓较少。北面离胡寇近，东面有六国强族，一旦有变故，局势将对高祖非常不利。刘敬进而向高祖献计“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高祖采纳了刘敬的建议，“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在被迁徙的六国中，韩、魏都城都在河南，可知迁徙至关中的10余万人中定有相当一部分河南人。只是历史久远，是否有具体迁徙政策今不可考。总之，这是西汉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既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和经济实力，也防范和削弱了关东地方势力和诸侯王国，对关中的恢复和发展影响很大。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下诏大封天下贤士功臣，其中规定：“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可见，优惠政策比较明确。此外，西汉统治者还经常采用建陵设县的办法安置关东移民，在元帝之前的诸帝基本刚即位就会修筑陵墓，并在陵旁设邑，皇帝厝葬后，陵邑随即成为陵县，具体政策今亦不可考。
当然，因战乱而迁徙者也非常多。东汉末，董卓为躲避讨伐军，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在其步骑驱赶催促之下，百姓利益根本无从保障。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民族南北大迁徙和大融合的时代，中原人既有南迁也有北迁，还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考诸历史，这一时期的移民法律政策总体上要比秦汉时期较为明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受战争的破坏，中原的士家大族及平民百姓都被迫迁徙，为安置南迁的移民，东晋政府在长江一带设置了不少侨州、侨郡、侨县，如南徐州、南豫州、雍州、泰州等，并且任用北方人为官吏。
少数民族对北迁的中原人也比较重视。前秦统治者苻坚、后秦统治者姚兴都迁徙过河南人至关中。西晋初年，鲜卑族慕容部兴起，慕容廆移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教百姓农桑，法制仿效晋朝。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后，在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实行汉化政策，促使北魏政权进一步封建化，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
唐朝中原移民的法律与政策
武则天执政时期，为充实神都洛阳，考虑到同（今陕西大荔）、太（今陕西华县）等州地狭人众，于是下诏令对其中愿意迁往洛阳的百姓给予优惠政策，包括蠲免三年赋税，允许带家属，并有官员率领。临近河流处，官府还提供船只，到洛阳后派人进行安置。其他各州流亡者也可在洛阳及其附近郊县居住，免一年赋税。史载天授二年（691），“秋，七月，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数十万户当是大规模的迁徙，由所引诏令来看，武则天对迁徙的百姓还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军阀为控制人口、补充兵源，经常会迁徙百姓。如后晋灭亡时，出帝石重贵及后妃、大臣被俘，押解北上，最后辗转至建州（今辽宁朝阳市西南黄河滩咯喇城）。契丹人分给他们寨地50余顷，让他们自食其力。随行千余人中除小部分逃回中原外，大部分都成了北方人。此外中原人在外境建立独立政权，在这一过程中有部分中原人跟随进入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其中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建立的闽政权中移民规模最大。随“三王”入闽的5000名将校绝大部分是中原人。光启二年（886），福建观察使陈岩上表推荐王潮为泉州刺史，并得到朝廷批准。王潮去世后，其弟王审知接替，唐朝末年，任福建观察使，封琅琊郡王。后梁建国，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王潮、王审知保境安民，为福建的开发作出巨大贡献。
宋元明清中原移民的法律与政策
宋元明清时代几近千年，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逐渐收紧，但政治法律却在内部又不断调整，移民法律政策也有了较大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攻打北汉时，出于军事策略，“迁太原民万余户于山东、河南”。宋太宗灭北汉当年，迁徙僧人、道士、官吏及家产丰厚的农户到西京（今河南洛阳）。史载：“优赏归顺将校，尽括僧道隶西京寺观，官吏及高赀户授田河南。”这种迁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太平兴国五年（980）。这时的迁徙政策明确了授田和官职奖励。又雍熙三年（986），宋太宗派枢密院都承旨杨惟一等赴并（今山西太原）、代（今山西代县）等州，迁徙投降百姓至河南府许、汝等州，共8236户、78262口人。如此大规模迁徙，实质是以授土授田为基础，因为当时北汉离契丹近，为防止出现第二个北汉，则需要通过优惠的移民政策，使反叛者无法再招募士兵。同时，五代时河南受战乱之苦最严重，人口稀少，荒地甚多，为较为有利的迁徙制度创造了良好环境。
北宋灭亡后，中原地区沦入金人手中，金人掳掠大批金银财宝后开始撤军，同时把在中原掠得的汉人强行迁往漠北。
宋高宗抵御不住金军南下，京师官员、地方缙绅以及大量百姓都跟随向南迁移。对于不断南迁的臣民，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下诏，命“有司具舟常（今江苏常州）、润（今江苏镇江），迎济衣冠、军民家属。”高宗还下令出米十万斛，在杭（今浙江杭州）、秀（今浙江嘉兴）、常、湖（今浙江湖州）诸州及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等地减价出售，以赈济东北流离失所的人。后因战事紧急，高宗让隆祐太后率领宗室迎奉神主进入江表，并令“官吏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可见高宗对逃亡江南的中原人采取了宽厚的政策。而中原士民大批南下，也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
元代中原移民的特色是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如党项族、西夏被蒙古人灭亡后，有些党项人在元朝做官，之后定居中原。维吾尔族也是元代初年因居官而定居中原。还有因屯田、战乱或自由迁移而进入中原的回回人，即后来的回族。蒙古族作为元代的统治民族，他们进入中原大概有四种情况：第一，戍守。元朝疆域广袤，中原处于天下腹心，统治者用蒙古军镇守中原地区，从而使大批蒙古人迁入并定居中原。第二，屯田。全国统一后，忽必烈令蒙古军屯田河洛、山东天下腹心之地。世祖末年，元朝统治者在全国普遍设立“社”的组织，命令各地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第三，因在中原做官而定居在中原。第四，元末战争中因被击溃而无家可归的蒙古族士兵，混迹居于汉人之中。最后在蒙古人灭金、宋的过程中，中原屡受兵扰，迁出、迁入的汉人也很多。总体来看大批蒙古族人迁移至中原的政治、军事目的性强。
元代末年河南因频繁的战乱、自然灾害，五谷不登，民不聊生，很多百姓逃亡。朱元璋登基后也意识到河南地多丁少的问题，恢复河南经济成为统治者关切的重要问题。洪武二十一年（1388），户部郎中刘九皋向朝廷建议将山东、山西人口繁多地区的百姓迁入河北等地广人少之处，使狭乡、宽乡之地各得其所。朱元璋最后下诏迁山西之民入河南、河北、山东，其中河南最多。免赋役三年，并给钱财置办农具，是比较优厚的政策。
清代政府没有组织大规模移民进入河南，但有清一代，也一直有汉族、少数民族迁入，汉族迁入中原有逃难、经商、居官等原因，此外还有清政府招徕百姓入豫屯田垦荒的情况。为了保证赋税收入，维系统治阶级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召集流民，开垦荒地。如顺治六年（1649）清廷颁布垦荒令，“令地方官府将各地逃民、移民组织起来，不论原籍、别籍，一律入保甲，组织他们开垦荒地，永为己业。于是外来移民皆落户入籍，其后裔遍布商城县境。”移民人口不够时，清政府便抽调士兵来河南屯垦，如宜阳县、鄢陵县、鲁山县等都有闽籍官兵迁入屯田定居。
清朝时迁入河南的少数民族有满族、邓州高山族等。其中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主要因驻军、居官，以及因自然灾害逃荒逃难迁入河南。
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中原移民法律与政策，有出于帝王私欲滥用民力者；有出于政治目的者；有出于军事目的者；金代则带有掳掠性质；还有出于经济目的，即招民到宽乡开发地力；也有百姓因战乱、自然灾害迁移，而统治者给予相应安置政策者。总体上看古代移民的法律政策更多是为统治者利益制定的，纯粹为百姓利益而组织移民并制定法律政策的情况很少。（本文选自《河南法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