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琳
一
2002年，刘清平教授在《哲学研究》发表《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批评孔子“子为父隐”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徇情枉法的腐败行为。这一文章发表过后，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了讨论，或批评孔子，或为孔子辩护，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至今仍有部分学者参与其中。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是正直的。而孔子则认为，父子相互隐瞒罪行，才是真正的正直。除了这一通行的解释外，许多学者还提出了一些不同解读。例如将“隐”解读为“檃括”之“檃”，乃纠正之义，“父子相隐”乃是父子之间相互纠正，或者解释为“隐痛”“隐谏”等，从而消解“隐瞒罪行”的问题；又如将“攘羊”解读为“顺手牵羊”或误将他人的羊赶入自家的羊圈，从而消解或减轻“攘羊”的犯罪性质。
通过重新解读“隐”或“攘羊”或其他字词，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对《论语》章句的解释，但情与法的冲突问题也就因此被消解。事实上，这其中最关键的地方，便是其中所展现的情与法的冲突，这也正是这一问题引起广泛讨论的根本原因。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隐瞒罪行无疑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使得受害者的正当权益遭受侵害，而犯罪者又无法获得应有的惩罚。从亲情的角度来说，亲属之间均不愿对方受到伤害，而举报亲属则意味着自己推动亲属受到惩处，不仅破坏了亲情伦理关系，也违背了自己爱护亲属的自然情感。在这场争论之中，部分学者认为，隐瞒罪过是一种情大于法的腐败行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父子相互告发，固然维护了法律的正义，但却违背了父子自然亲情这一基本伦理。
二
在《论语》之中，孔子认为父子互隐乃是“直”的表现，但是在《左传》的一则记载之中，孔子的论述又完全不同了。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叔鱼是叔向的弟弟，叔向历数其恶，“不为末减”，正是“不隐于亲”的典型。在这里，孔子指出，叔向“不隐于亲”是“直”，正与《论语》中的“子为父隐”相对。从表面上来看，孔子的说法似乎自相矛盾，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分歧呢？
《孟子》中有两段对舜的故事的论述，实际与孔子的说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瞽叟是舜的父亲，如果瞽叟杀人，那么作为执法官的皋陶，自然应当抓捕瞽叟。法律赋予皋陶的执法权不容挑衅，即便是作为天子的舜也无权阻止。在此过程中，作为“天子”的舜，不仅不应阻挠皋陶，反而应当支持皋陶的抓捕行为。但是，作为瞽叟的儿子，他又不能眼看着父亲因法律的惩处而受到伤害。因此，舜一方面允许皋陶抓捕瞽叟，另一方面又放弃天子之位，悄悄地背着父亲逃亡海滨。在这个故事里，有人批评舜“窃负而逃”是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因为其天子的身份，反而有阻碍司法的腐败问题。但事实上，舜在这里其实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作为公职人员（天子），舜秉公执法，允许皋陶抓捕自己的父亲，并未徇私枉法。随后舜选择了“弃天下”，放弃了公职人员的身份，而仅仅以一个儿子的角色出现，再以此身份选择了“窃负而逃”。换言之，选择秉公执法还是“窃负而逃”，是基于不同身份角色的不同选择。
由此，我们反观孔子的两处论述，其实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在《论语》中提到“父子相隐”时，其中涉及的角色仅仅只有父子关系，在此情况下，作为儿子自然应当首先承担伦理方面的责任，而法律的公平正义则在其次。而在《左传》中提到“不隐于亲”时，叔向是作为“治国制刑”的公职人员出现，在此情况下，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便是其角色身份的第一要务，而亲情伦理的责任则应相对靠后。
三
在司法实践中，亲属回避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情与法的冲突问题。早在西周时期，“为亲者讳”就是宗法制度下的伦理原则。秦朝时期甚至规定，不允许亲人之间相互告发举证。汉朝时期又将“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原则，规定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罪行，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后来从唐朝到清代、民国，还进一步扩大了血亲、姻亲的亲属范围。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确保司法的公正性，这一亲属回避原则遭到了废除。
然而，情与法的冲突始终存在。如果延续过去的老传统，难免情大于法，出现徇私枉法的情况。而如果完全抛弃亲属回避原则，又未免过于严苛，违背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反而有损法律的威严。因此，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亲属回避原则实际正在有条件地复苏。如在《刑法》对于窝藏、包庇罪的规定中，对于亲属的一般容隐行为可以减轻或免于处罚；2014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也允许父母、配偶、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我国的法治建设，除了强调法律的威严之外，也十分注重对人民群众朴素情感的关怀，在立法和司法程序上，尽可能地让人们避免情与法的冲突，更好地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当然，正如孔子论“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一般，情与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适应方式，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当代的法治建设固然需要吸收传统法治思想中的亲属回避原则，但也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对于其适用的亲属范围、行为类型、罪行种类、司法程序等，作出体系化的规定，从而既保障法律的威严，也体现司法的温情。
